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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恃持藝術專業化發展的政治意識失當:有關藝發局與M+的2013年威尼斯雙年展香港館安排惹來的爭議
劉建華 (Jaspar LAU Kin Wah)
at 6:24pm on 13th October 2012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Chinese, is about the controversy over HKADC and M+’s collaboration in the Venice Biennale 2013.)


6月22日,西九文化區視覺文化博物館「M+」宣告香港藝術發展局(後簡「藝發局」)與其機構合作,由M+來負責香港來屆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外圍香港館的策展工作,M+的李立偉(Lars Nittve)作策展人,藝術家代表為李傑。這個突如其來的宣告,意味過往藝發局以公開徵集計劃書方式來甄選策展人及藝術家展覽方案的參與機會平臺忽然消失,這是香港藝術發展在香港藝術發展局手上,民間參與權的一大倒退。

對於香港是否該以公帑保送藝術家到威尼斯,用什麼方式規模,改變有何利弊,可能是事件往後要補續探討的業界複雜議題,因不同人的立場視野而有所不同,但亦如此,藝發局如何聽取吸納民間社會的不同聲音和智慧,以尊重市民大眾的文化藝術權利的意識和方法來行事,其實十分的重要,這些的不幸欠缺,也實是這次事件的問題所在。

相對於一批發起了民間聯署的藝術工作者,要求藝發局和M+仔細的交代他們達成此事安排的過程,看看有否違規、是否建基於足夠的專業理據等等(http://www.gopetition.com/petitions/要求公營藝術機構合乎道德的作業方式-cal.html及https://www.facebook.com/WeWantTheTruth.HK.VeniceBiennale2013),我個人更簡單直接的要求藝發局及M+應當明白和承認他們做錯了,錯在他們的行事方法,錯在對於民間社會市民大眾的文化藝術權利的不夠重視,表現出在香港從事文化事務上的政治意識和觸覺不足。而這更深入一層的問題,其實是內裡更突顯了一種專業化發展有時必須犧牲公眾權益的危險政治思維,剝奪踐踏了他人之權利而仍無反省之悔意。這種傾斜於專業化的政治意識,其實和香港的政治文化相當有關,不要忘了,西九的出現,本來就是這樣一種政治產物。

就像7月22日《明報》的〈西九擬改名洗污氣〉中,西九管理局行政總裁連納智(Michael Lynch)「他說,已學懂在香港做事,公眾總期望先諮詢,但他亦望公眾明白不能事事如此,故他有時候也要作一些未必最受歡迎的決定。」他根本不明白,不改這樣作風和意識,這才是西九計劃負面形象除不了之因。若不是梁振英要選特首,被神秘消息揭出在西九設計評審中漏報利益,這些問題恐怕就都被永埋在西九這樣的一個黑箱裡,市民的憂慮可不是空穴來風。(藝術家程展緯就針對這個問道:梁振英當日說要把所有資料公開,那他現在上任了特首,不是有權把資料公開了嗎?我們可仍在等待這些資料公開的呢!)相反地,西九天幕被拉倒,單一招標推倒重來,就像廿三條立法被擱置一樣,對於港人,這些才不是負面新聞!對於這種香港本地政治氣候和市民意識都不理解,對於其服務的市民文化參與的權利都漠視的國際藝術行政管理人,其實談何真正「專業」之有?

西九的本質,是一種以全球化大都會城市文娛消費產業及地產發展項目結合的想像,並結合了香港特區特殊的政治種種問題而故出現的危險產物。單單政府當年那一是建西九,一是拉倒並政府不會將這筆文化投放改而投入其他全港性文化項目,這一個非此即彼,一點不文化也不文明(沒文化真正承擔)的恐嚇,促成香港文化投放高度不平衡的集中於西九,我覺得就足夠成為西九抹不掉的原罪。不少業界為求發展,就此妥協,可是這種就範其實就跟泛民中有人不欲原地踏步,接受了政府玩舖勁的政改方案邏輯類同。

特首委任的藝發局主席王英偉在被追問下指藝發局已長時間思考如何籌辦威尼斯雙年展。但誰有份(代表藝發局)思考?諮詢和研究了時間多久?諮詢的紀錄和研究成果在那裡?為什麼藝發局不作公開的業界諮詢,讓各方知悉,能更公平的就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藝發局其實也必收過大量不同議題的批評和建議,譬如藝發局的選民基礎問題,那些意見又可曾得主席同樣的重視和行動跟進?說到底,這就是藝發局在威尼斯藝術雙年展問題上自把自為而懶作諮詢,被查問下借市民業界意見「過橋」的砌詞,卻連當中再次表現藝發局行事上遭質疑的任意性問題也不自知。至於藝發局「試辦一屆再算」的說法,更與「先通過、後諮詢」的歪思政府思維同出一轍,自曝其短。

至於這次的轉變,若真是如其所言參考了如德國的專業模式,又是另一言不成理之說。德國的commissioner正是為要避免了官方主辦者的直接介入藝術決策的事宜,會通過一個專業認受的獨立專家團隊,兩年選一次策展人,再由策展人來選藝術家,這個作法,其實更接近藝發局過去一直委任一個獨立的評審委員會來為策展比賽收集的方案作評審。相反今年的安排中,藝發局實情是連中介的評審委員會也被取代打消了,直接挑選策展單位/策展人(甚至藝術家?)。然而,藝發局的大會成員的組成,委任的佔多,大都非屬視藝界別,無論是否那有限的藝發局選民所選出來,都是欠了代表性及認受性,就是視藝組別的成員,本來就也不具有這種權責,故只可以說,比較起原來的制度,現在給M+授權(策展單位是M+,策展人也是M+的策展人)的藝發局,實質只有倒退才真!

再說,過去展覽若回流香港,如有幾屆般得到香港藝術館支援場地,經費安排就可以節省場地的租金投放,可是M+本身沒有展場,M+主動增加的預算,其實仍要加算這一筆開銷。過去M+過去的活動,惹來意見多夾上相對難審的藝術美學觀點,坊間幾乎不可能有細析的文字空間和討論氛圍,只是M+這次接受藝發局的安排,在政治意識上表露了它(在對這個藝術社群認識和尊重的)專業性上的觸覺遲緩。(李傑接受了這個邀請,同理表露了藝術家在政治意識這方面上的不濟。)有點政治意識的,其實都不難會察出這事件中,兩所建制閉門急速轉變既有規範會給原來公眾持份者做成的不公不義,理應提出一點點提醒,然而當中的各機構員工,卻都沒有這樣制止事情的發生,恐怕就是說明,大家太誤信自己的專業身份就是保證,並把專業的利益以體制認受性權力凌駕市民的文化權,忘記了當代藝術自我的民主化批評張力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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