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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Issues

-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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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村上,她就甚麼都不是?——評紀錄片《夢見村上春樹》
Phoebe WONG
at 10:45am on 23rd May 2019


圖片說明Caption

1. – 3.《夢見村上春樹》影片截圖,Nitesh Anjann, 2017。Screenshots of the film Dreaming Murakami by Nitesh Anjann, 2017. Courtesy of Final Cut for Real. Image source: M+ Homepage.


 (This article, originally written in Chinese, is a review of the documentary film Dreaming Murakami.)

1.

印度80後導演, 丹麥女翻譯人,屢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日本小說家, 三人「交會」於一齣紀錄片之中。《夢見村上春樹》(Dreaming Murakami,片長約50分鐘;下稱《夢》)是印度年輕導演Nitesh Anjaan 的第二部片子,紀錄片的角度(入選藝術主題紀錄片節DOKUARTS 2018)[1] 不是聚焦多產、讀者萬萬千千的小說家村上春樹,而是他作品的譯者,也不是世界語言英語的譯者,而是丹麥譯本的譯者,當然這跟Anjaan 正身處丹麥學電影有莫大關係。

電影開始,玻璃上倒影模糊,鏡頭慢慢聚焦,翻譯人Mette Holm 「現身」,一個影子。譯人不過就是原作者的影子?語言與身體/靈魂的類比,文字人各有體會。「語法有如走路,修辭是舞蹈。」香港文化聞人陶傑如是說。而沙翁早就用靈魂比喻語言:「正是這個偉大的通俗劇之王沙士比亞說,講另一種語文就好像擁有另一個靈魂。」[2] 翻譯家思果引Hilaire Bellec的話,說:翻譯是「外國話借本國屍還魂」。我看村上的《挪威的森林》時,女主角亞綠說男主角渡邊的講話方式與眾不同,很怪但有趣。不知是否翻譯問題,我在中文版看不出來?而當我想像一個左撇子的動作,去嘴嚼「講話方式與眾不同,很怪但有趣」,對不可言詮的情狀倒又領會過來。

Anjaan這部紀錄片不走「資料派」路線,關於Mette Holm,影片只簡單交待她如何進入文學及小說翻譯、曾居住日本、學日文、被日本文化吸引,並一直保持好奇心。翻了二十年村上作品的Holm,也是村上的研究者,她在課堂上介析他的作品,可Holm的母親對翻譯則有點不以為然,敬告女兒:沒有村上,她就甚麼都不是。片中,她正在譯村上的出道作《聽風的歌》,為一句村上腔哲理句子所折騰,跟不同譯者朋友斟酌。Holm去東京一趟,此行的目的不甚清楚,是為拍導演的片子而去?她重訪一些故友(都是住在日本的外國人),而晚上則在不同的日式小酒館消磨時光,與掌櫃閒聊當下日本的種種。當然還有Holm在森林路上獨行踽踽的一幕,竟帶點淒楚……。可以說,Holm「演出」了自己作為一個譯者。


2.

看到Holm,不由得不想到賴明珠,村上作品台灣中文版的譯者。她也長期翻譯村上,譯了超過四十種他的小說及著作(賴明珠未有譯膾炙人口的《挪威的森林》)。2019年3月12日,她現身香港中文大學「博群書節」的一場講座。偌大的講堂座無虛席,我更碰到幾位做翻譯的朋友。村上春樹作品的討論已汗牛充棟,我們對譯者有甚麼要求呢?譯了二、三十年村上,可以談的東西應該如俯拾地芥吧!雖然講者定下的題目是「漫談」翻譯,我自顧自的祈望是翻譯心得,想從這位資深譯人,去了解村上語言的質地及其演變,另方面,更想聽到翻譯者的自省,自省如何建構中文世界所認知的村上(小說)世界。正如有論者說,「村上春樹的小說世界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就是,平易近人卻帶有多重暗喻、以及複數含意的文字。」[3] 如此,翻譯如何拆解並鎖定在某層意義之中,決定我們讀者的理解,和喜怒哀樂,以至愛惡。

然而,關於村上的文字風格,賴明珠在講座上點到即止,總說不出個深刻的所以然來?愛聽英美流行曲(如The Beatles、Bob Dylan)、也聽西方古典樂和爵士樂、大量閱讀美國小說的村上,文字簡單、用西化日文,賴引述外國譯人的說法,村上的日文是「有奶油味的日文」。這些我們讀者都是有底的。講座中直接引述村上的文句更出奇地少,甚至可說僅得一二。「所謂完美的文章並不存在,就像完美的絕望不存在一樣。」是村上第一本小說《聽風的歌》的第一句話,一句雙重否定句,賴用此主要說明村上愛用跳躍式比喻(「文章 = 絕望」)。

無巧不成話,電影裡折騰著Holm的,便是這句話。我實在好奇中文世界另一知名譯者林少華如何翻這句話,找出他譯的《且聽風吟》(簡體字版),這句譯作:「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絕望。」林版用四字詞的語感較文縐縐,另則,「徹頭徹尾的絕望」可解「完全的」絕望,跟「完美的」絕望不盡相同。我們港台讀者所認知的村上腔,大抵就是這樣的賴式翻譯累積形成。

村上的作品已譯成五十多國語言,更有專門的國際翻譯會議。在「A Wild Haruki Chase」翻譯會議上,各國譯人濟濟一堂,Mette Holm跟賴明珠曾碰過頭。


3.

正如譯人不過就是原作者的影子,我硺磨,《夢》導演Anjaan似乎不甘於傳統紀錄片的「述而不作」?翻譯可謂是個平行宇宙,Anjaan在紀錄片裡也營造了一個平行宇宙,這也是村上寫作中反覆出現的題旨。Anjaan某夜夢見材上一個短篇《青蛙君救東京》中的主角——高兩米多的青蛙,他塑性把《青蛙君救東京》嫁接到這片子中。巨型的青蛙從黑暗中來(《青》故事裡,牠說牠來自地底),走過鬱鬱蔥蔥的山林,危坐高樓邊俯視入夜後繁華盛都邊沉思(怎樣打敗地底大蟲拯救東京?),也一直盯梢跟蹤Holm,企圖要說服Holm和牠一同跟大蟲搏鬥(在《青》故事裡,牠要說服的是個老實善良、營營役役的銀行小職員)。Holm上課時曾打趣的說過,要做好翻譯,既要深入認識日本,也要全面了解村上這個作者,所以她「跟蹤」著村上的一切。

青蛙君一路跟蹤Holm的日本之旅,而牠/她們最接近的一刻,是Holm在咖啡室的卡座看書,青蛙君直坐在她對面(此幕Holm看不見青蛙君)。小說角色與譯者倆凝定在同一時空,導演把文學的虛(構)挪入紀錄片的實,他要顯示紀錄片的實與文學的虛不過是一種言說?抑或,Anjaan更在意呈現翻譯的創作面向,畢竟,Holm的努力「演出」早已戮破紀實的神話。

這個場口讓我想到《1918:劉以鬯》(2015),導演黃勁輝把紀錄片的實與文學的虛共冶一爐,在片中營造出三表述的層次:年逾九旬的劉以鬯,觸及其興趣、日常生活;由演員(羅鈞滿)扮演年青的傳主,呈現往昔生平(常見的docudrama手段);以及,演繹劉以鬯作品的虛構世界(選了《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和《鏡子裏的鏡子》)。而相當有意味的是,導演演繹的《鏡子裏的鏡子》,是以年青的劉以鬯(演員羅鈞滿飾)在服裝店多面鏡子之間躊躇思量之後,走到中環街頭卻偶遇小說裡的主角林澄,兩人擦身而過,彼此互望為引子,掀開影片中《鏡子裏的鏡子》的故事。

由始至終,《夢》都沒有村上春樹的「真人」現身,影片以村上即將出席丹麥版新譯作發佈會,與Holm對話的現場一景結束。挾神級暢銷小說家之名拍攝的片子,似乎大小通吃村上迷與非村上迷。[4]


後記:

我看過幾回專攻藝術主題的紀錄片節DOKUARTS,今屆(2018年,第11屆)可謂沒精打采之至,入選的廿多套電影,以人物傳記為主,佔接近八成,而當中絕大部分是老男性藝術家/創作人(由初老到中老),其中關於女創作人的,只有三片:波波婆婆草間彌生、翻譯者Mette Holm 及舞者 Rocio Molina。如果藝術主題紀錄片是藝術史書寫的方法之一,傳記體紀錄片當道,並由藝術家回顧往事式敍事所主導,千篇一律的talking heads(說話人),絮絮不休,甚麼方法就有甚麼形狀的藝術史(書寫)?套句《鼠儒主義》作者路況的話,真是:「歹戲拖棚的歷史。」

註解
[1] 我是在DOKUARTS 2018看《夢見村上春樹》。2019年4月,M+ 在香港也選播過此片。
[2] 引自:胡晴舫《旅人》,頁36。
[3] 載《村上春樹的文學迷宮》,洋泉社著,張竹聿譯,台北:八方出版,2012,頁133。
[4] 我不是村上迷, 才看了村上作品六、七種。 村上迷單是《挪威的森林》就可以讀上超過二十五遍,或如《夢》裡在小酒館跟Holm吹水的食客,他讀過村上所有的作品,每部都讀上兩、三遍!我的記者友人,不喜歡村上的文字與作品,讀得也甚少,卻正在讀他的《身為職業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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